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导致了政府对不同教派施加不同影响，从而不利于形成符合现代理性要求的政教关系。2、近代革命引入公民宗教模式中国近代革命在民族精神秩序的重构上受到欧陆启蒙理性主义下公民宗教模式的深刻影响。

坊间的《条例》违宪指责，其规范性依据主要宪法第36条第1、2款，而《条例》的规范性依据实际上是宪法第36条第3、4款，从而凸显了中国宪法宗教自由条款内部自由与限制本身的紧张关系，其解决之道可能不是将《条例》简单地升格为人大法律，而是对第36条进行修改，确认中国宗教法治的主导原则。基于教义、组织化和具体历史的差异，不同教派和本土政权之间显然会客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距离，政府作为世俗政治组织也必然会利用这样的距离差异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马克思的公民理性宗教论发誓要从宗教这一颠倒的世界观改造为正立的世界观，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宗教的理性化，其结果是理性的宗教化，其影响波及19世纪中后期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亦不例外。还有现实的经验数据可以佐证形成中国信仰体系中尴尬的对峙：中共党员人数据最新统计是8000余万，但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总数据可靠估计也高达数千万。四、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远期框架经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应该是在指导思想上改变贯穿古今的理性宗教的单纯经验性模式，采行以宗教自由为基础的宗教多元化立场，明确政教分离的政治选择。

总体而言，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宪法层面，即宪法第36条第1、2款规定的宗教自由原则和第3、4款规定的宗教限制原则之间存在规范性冲突，且何者优先未予明确。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对通行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否定。第62条第1项规定：行政命令经审查后，发现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以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定之者，应提报院会，经议决后，通知原订颁之机关变更或废止之。

与之不同，大陆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备案审查。三、台湾地区行政命令违法审查的借鉴价值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是政府职能扩张、由消极转向积极的结果。出席委员对于前项命令认为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以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30人以上连署或附议，即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1]也就是法院在个案中，若发现行政命令有抵触法律的情形，则在个案中排斥不用。

然而，这一权力如果不受法律制约，必然造成滥用，进而违背权力分立的原则，侵犯人们的权利。由于各级行政法院、普通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均可以审查行政命令，并可以拒绝适用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必然影响行政命令的权威性和安定性。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或规律行政体系内部事项，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定。首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是审判依据，法院无权审查。对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法院均可以在个案审理中拒绝适用。即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宣告无效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所有机关及所有人均发生约束力，因此，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审查具有废止该项命令的后果。

保留废止请求权，是指立法机关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颁布的行政命令应当在公布后送置立法机关审查，立法机关保留事后请求行政机关废止该行政命令的权力。二是建立和完善违法行政命令的审查制度，使行政命令的制定和发布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有违法审查的机制。但这两种方式均属于事后审查，不是事前审查，其审查强度明显不足。{3}1997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43号解释又间接地提出，以行政命令效力所及事项的性质对行政命令进行区分，依据该号解释，台湾地区的行政命令似乎又可以分为经过授权的法规命令、不经过授权的法规命令以及经过授权的行政规则。

而此处的法律仅指狭义上的法律，即由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形式法律，不包括行政命令。（2）实质合法要件：法规命令不得逾越其授权法的日的、内容和范围。

由于行政规则不直接对外发生约束力，因而其合法要件与法规命令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关于行政命令的合法要件没有其它更为具体的规定。

若审查发现行政命令违法时，可以撤销或者责令其变更。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均采用具体的审查方式，即必须以存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为前提，没有具体案件启动，普通法院、行政法院不能审查行政命令。在大陆，人大常委会的撤销权不是其在授权法中保留的权力，而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比之台湾地区立法院保留废止请求权的监控程度更强，但遗憾的是这一较强的审查监督措施却长期被搁置，人大常委会从未行使过此项权力，致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难以落实。《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然而，根据大陆的行政诉讼法，法院却不拥有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权。而只有当行政机关对法院拒绝适用行政命令的行为表示异议时，才构成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争议，这种争议才属于宪法争议，由专门解释宪法的司法院来解决。

如属数机关会同订定之法规命令，依法应经上级机关或共同上级机关核定者，应于核定后始得会签发布。虽然本条原则上涉及到行政命令，但对于行政命令的涵义、成立要件及其性质等问题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规定。

撤销的原因主要包括：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至于法院如何审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

行政命令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这是分权原则的当然要求。【释字第216号】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宪法第80条载有明文。

（2）行政命令兼具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特点。撤销违法、违宪的权力由宪法法院统一行使，即只有宪法法院才可以撤销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3）行政命令是对一般事项作出的抽象规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规则主要是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权限或职权对内发布。

虽然英国法院不拥有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但对于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则拥有审查权，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形成了一些监督委任立法的标准和原则，如委任立法不得越权、不得再次授权等。行政法规应当在公布后30日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行政法院、普通法院不但拥有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权，还拥有行政命令的违宪审查权。根据宪法，台湾地区采行五权分立的体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机关均可以审查行政命令是否抵触法律，{4}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审查、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

首先，行政命令是行政机关制定行为规则的活动，具有立法的功能，是一种准立法行为。但这种审查方式类似于台湾地区的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而这种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弱的。

此外，法律直接授权地方自治团体制定的抽象规范，如地方县、市政府等自治团体根据授权法制定的法规也属于法规命令。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人大无法对行政立法发挥实质的监督审查功能。普通法院、行政法院等一般法院均有权审查各机关发布的行政命令。因为：第一，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宪政体制下，如果说让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有违我国宪政体制的话，那么，让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进行违法审查则是这种宪政体制的应有之意。

二是属于事后审查，无论立法院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还是保留废止请求权，均是在行政命令发布之后实施的。虽然英国法院不拥有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但对于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则拥有审查权，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形成了一些监督委任立法的标准和原则，如委任立法不得越权、不得再次授权等。

{8}各级法院在其受理的案件中可以迳行认定行政命令违宪，并有权拒绝适用违宪的行政命令。实务中也不乏排斥违法行政命令适用的实例，近年来，行政法院类似的判决数量众多。

首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是审判依据，法院无权审查。《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